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未有,全London都要看镭的

2019-10-02 19:12栏目: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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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镭和X 射线一样,对人体有各种疗效。玛丽把她的镭献给一个“射气服务机构”使用;她每星期“加工” 镭放出来的射气,把它装在管子里 ,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各种皮肤病。

  这张给人幸福的支票在1904年1月2日交到戈卜兰路支行了,他们的极少的存款都在那里。比埃尔终于可以辞去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接替他的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昔日的学生保罗·郎之万。居里夫人自费雇用了一个私人助手,这比等着大学答应给她有名无实的实验室助手来得简单多了,也快多了。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比埃尔倒在地上,活着,并未受伤。他没有喊,差不多也没有移动,马蹄和货车的两个前轮从他身体两旁过去,并没有碰伤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奇迹,但是那辆极大的车,载着六吨重的东西,还要再走几公尺。左边的后轮碰到一个不结实的障碍,一转就把它压碎了。这是一个前额,一个人的脑袋。脑颅碎了,一种红色的粘东西溅在泥里——比埃尔·居里的脑子。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娄蒙路、居维埃路、比埃尔·居里路三个地址,三个时期。玛丽自己没有觉得,她在这一天里已把她那美好而又艰辛的学者生活的道路又经历了一回。

  第一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是把比埃尔选为科学院院士。这个学者第二次又受到拜访的磨难。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在早晨的匆忙中,这对夫妇几乎彼此没有见面。

  在费城,居里夫人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这个学者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这个波兰女子忘记了法国不过是她的第二祖国,这个作母亲的人不想去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这个虚弱有病的人轻视她的疾病,而这个学者准备把她自己的研究工作留到比较太平的时候再做。玛丽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服务。在战争这可怕的变故中,她又表现了她的预感和主动精神。

  使玛丽心碎的内心纷扰,她的错乱思想中的无名恐怖,过于强烈,不能借诉苦或谈心表示出来。“ 比埃尔死了”, 这几个字一传到她的意识中,立刻就有一种孤寂和难言之隐笼罩她的心头,永远摆脱不掉。居里夫人在四月的那一天,不只成了孀妇,同时还成了无法救治的孤独可怜的妇人。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贵了。”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这两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镭的“父母”, 立刻发现比埃尔如离开 P.“.N.学部的位置到索尔本去任教,他就简直不能作任何工作。新职务没有给他工作的地方,而 P.”.N.学部供给用的两间屋子当然须给继任者,他只好在街上作实验了。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 :“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这些事的进行,并非十分顺利。比埃尔·居里刚去世不久,当局向玛丽提议,征求全国捐款建筑一个实验室。这个孀妇不愿意用多非纳路的灾祸换钱,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当局就又懈怠起来。1909年,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想出一个慷慨的主意,他要给玛丽·居里创设一个实验室。这样,她就可以离开索尔本,来作巴斯德研究院的明星。

  荣誉一定也会给居里夫妇带来一些利益:教席、实验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经费,作为那些磨难的补偿。不过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来到?他们焦急等待的时期延长了。

  玛丽犹豫不决。她永远怕见人群,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是要遇到许多排场和折磨的,她想到这里觉得畏惧。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1903年差不多是居里夫妇一生中最可怜的时期。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而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期。他们已经在一个漏雨的木板屋里,出色地发现了一克使全世界惊奇的镭。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头脑还有发现别种未知的资源的可能性。他们愿意工作,他们需要工作!

  (全文完)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祸患突然降临居里的家门。一些汽车和出租马车,沿着巴黎旧城墙逡巡不宁,接着在荒凉的克勒曼大道停住。共和国总统府派来的人在门前按铃,听说“居里夫人没有回来”, 没有说明来由就走了。铃又响了,理学院院长保罗·阿佩尔和让·佩韩教授走了进来。

  玛丽疲乏极了,而总的说来,也满意极了。在她的函件中,她说她幸运地“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上作了一点极小的贡献”, 她引述哈定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对她两个祖国所表达的同情的言词。但是无论她怎样谦逊,她也不能不觉得自己在合众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她征服了几百万美国人的心,赢得了所有接近她的人的真挚友谊。一直到她去世,麦隆内夫人始终是她的最忠实、最亲切的朋友。

  X 光汽车,X 光设备,射气服务这还不够。

  这对夫妇晚间大半是穿着内便衣和拖鞋,在家里翻阅科学出版物,或是在笔记本上作复杂的计算。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到绘画展览会去,一年里也有七八次在音乐会和戏院里消磨两小时。

  过了几年,砖块成墙壁,玛丽和布罗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结;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这件工作上面,但是还缺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她的亲戚们低声讨论着这些问题,听着接踵到克勒曼大道来的部里和学校里的代表的建议。葬仪举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议给比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一笔国家抚恤金。雅克征求玛丽的意见,她完全拒绝,她说 :“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伊雷娜和艾芙有时候听见几句有点奇怪的话,觉得很惊讶。爱因斯坦因为心里有事,不知不觉地沿着一些悬崖边上向前走,并且攀登上了一个极峰,而没有注意到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忽然他站住了,抓住玛丽的手臂,喊着说:“夫人,你明白我须要知道的是,当一个升降梯坠入真空的时候,乘客准会出什么事”

广东快乐十分,  比埃尔和玛丽所循的途径虽然不同,可是最后都采取了拒绝荣誉的态度。共同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接受荣誉;比埃尔或许冷淡,玛丽也许虚荣但是不然!这一对夫妇胜利地度过这次磨难,而且团结一致,逃避尊荣。

  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她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出了天然的美,玛丽自己却毫无所知。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他们适应着新的生活。比埃尔备课,玛丽仍和从前一样在赛福尔教书,两个人在居维埃路那个狭小的实验室里见面。安德烈·德比尔纳、阿尔伯·拉伯德、美国人杜亚纳教授,还有几个助手或学生,都在这个实验室里继续研究,都低头看着他们当时作实验用的不坚固的设备。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1905年6月6日,比埃尔代表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在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讲演。他追溯镭的发现引起来的后果:在物理学方面,这种发现把基本原则大加修改;在化学方面,它引起一些大胆的假定,这些假定解释了造成放射性现象的力量的来源;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它是解释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钥匙;最后,在生物学方面,镭对于癌细胞的作用,已经证明是有效的。

  麦隆内夫人立刻叫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种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玛丽很不耐烦,说袖子碍事,材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到了星期日,远处钟声一响,这对夫妇就乘自行车到何瓦雅埠的树林里去野游,带回开着花的枝子和水毛茛。第二天比埃尔觉得太疲倦,不能再出去,便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柔和可爱的日光慢慢把笼罩山谷的朝雾驱散。艾芙坐在一条毯子上乱喊乱叫,伊雷娜则挥动着一个绿色小网追捕蝴蝶,并且为她很少到手的捕获物而快乐地大声欢呼。她觉得热了,把外衣脱去,滑稽地穿着小女孩的衬衫和男孩的短裤;比埃尔和玛丽彼此靠近躺着,欣赏他们这个孩子的优美。

  这个学者的样子,一直到死总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谨慎地拿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远是这一个,这是多年前一个波兰妇女联合会送给她的,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纸夹和眼镜盒子。玛丽的一只手臂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路上有人赠给她的,给她添了许多麻烦,然而她不肯扔掉。回到家里,当她看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清理带回来的行李。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实验室主任就是玛丽。直到此刻,不过是容许这个年轻的妇人在实验室里工作而已。玛丽所完成的关于镭的研究,即没有名义也没有报酬。到1904年11月才给她固定的职位和薪金——一年2400法郎!她这才第一次正式进入她丈夫的实验室。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孩子们在前面跳跃着作先锋,这次旅行使他们高兴极了;稍后一点,那个爱说话的爱因斯坦精神焕发,对他的同行叙述他心里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玛丽因为有极丰富的数学知识,是欧洲极少数能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之一。

  玛丽自从长成妇人以来,没有一刻离开过她的任务,所以她还希望有时候能够认识生活的简单可爱之点。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N.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在这一方面,她使比埃尔很惊讶,使他不高兴。

  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之外,还有哪一个妇女能当之无愧?“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比埃尔想穿过马路,走到那边人行道上去。他心不在焉地突然移动,离开出租马车给他的掩护,这辆车的四方车箱遮住了他在视线;他向左走了几步,撞着一头喷着热气的牲口。那辆货车这时候正横过这辆马车,他撞的是驾车的一匹马。两辆车旋风一般地挨近了,比埃尔吃了一惊,拙笨地移动了一下,想贴在马胸前,但它突然后腿站起。这个学者的鞋底在湿地上一滑,听到一声叫喊,引起了一阵惊惧的喊声。比埃尔已经跌在两匹马的铁蹄下了;过路的人大声喊着:“站住,站住!” 马夫急忙收缰,可是毫无用处,这两匹马仍然向前驰去。

  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1918年,她在实验室里惊讶地听到宣布停战的炮声,她要把镭研究院用旗帜装饰起来,和她的合作者玛特·克兰到附近各铺子里去找法国国旗。国旗都卖光了,结果她只好买了几块三种颜色的布料,由她的女仆巴的内夫人匆匆地缝在一起,挂在窗前。玛丽兴奋而且快乐地颤抖,不能镇定。她同克兰小姐上了那辆旧的X 光汽车,四年的冒险已使这一辆车遍体鳞伤。 P.“.N.学部的一个工人给她充当司机,无目的地开过几条街道,在潮涌一般的快乐而又严肃的人群中驶过。到了贡科德广场,人群阻住汽车,不能前进。有些人爬上这辆镭诺牌汽车的挡泥板,上了车顶。居里夫人的汽车再向前进的时候,就带了十来个额外乘客,这些人那天早晨就一直占据着这个临时预备的顶层。

  1906年4月19日这个星期四显得很阴郁,一直在下雨,天色昏黑;居里夫妇虽然专心工作,仍不能忘掉这四月的骤雨。那天比埃尔要参加理学院教授联合会的聚餐,要到他的出版者高替叶·维亚尔那里去看校样,然后要到科学院去。玛丽也有几堂课要教。

  演说开始了。最后是合众国总统讲话,他恳挚地向她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她的颈上,这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她乘坐的这列兵车里,只有她一个是“平民”,这辆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几次它在田野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有个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工夫吃任何东西,所以饿得要命。

  比埃尔·居里在1905年7月3日进入了科学院但是够勉强的!有22个院士投票选了他的竞选者哲内先生。

  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专科学院,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居里夫人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麦隆内夫人问 :“你当然带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当局和居里一家交换意见,颇费踌躇。大学有意留玛丽在学校里工作,可是给她什么头衔?叫她在哪个实验室里工作?能叫这个有天才的妇人听一个主任的指挥么?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比埃尔·居里实验室的教授职位?

  玛丽笑着回答 :“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但是他们最好的化装,还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个笨手笨脚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伴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麦隆内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她要她的同胞赠送一克镭给居里夫人。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10个有钱的妇女,10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凑起来买这件礼物。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她后来想 :“为什么只要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她和伊雷娜有过一次重要的商议。

  比埃尔·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埃尔遗下的研究工作怎样进行?他在索尔本的教职怎么办?玛丽的前途如何?

  玛丽并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又把注意力转向西方转向以前曾给她很大帮助的合众国,转向麦隆内夫人。这个慷慨的美国妇女知道玛丽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不下于爱护她自己的实验室。她又作出一个新的奇迹,募集购买一克镭所需的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一切又重新开始!

  罗大夫同副校长李亚尔彼此达成谅解,解决了争论。大学和巴斯德研究院共同出资——各出40万金法郎创设一个镭研究院;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居里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的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查教授领导,专研究癌瘤治疗方法。这两个孪生的研究机构彼此合作,发展镭学。

  他抚摸他妻子的面颊和金色头发,并且低声说 :“在你身旁,生活是甜蜜的,玛丽。”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圆椅里工作;她需要无限制的地方,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图纸。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又经过几次商议,巴黎大学最后作了一种非常举动,请求议院创设一个实验室并拨款五万法郎。这个计划被采纳了或差不多被采纳了!索尔本里面决没有地方给比埃尔,不过可以在居维埃路给他修建两间屋子,每年可以给居里先生12000法郎经费,外加34000法郎设备经费。

  像在1921年一样,玛丽在1929年10月上船前往纽约,代表波兰向合众国致谢。像在1921年一样,人们给她许多荣誉头衔。这次旅行中,胡佛总统邀请她在白宫住了几天。

  她继续在居维埃路工作,有一天早晨,她旧日的实验工友伯弟来找她。这个淳朴的人很难过,因为理化学校也在建筑工作室和梯形教室,而那个棚屋——比埃尔和玛丽的简陋潮湿的木板屋,将要在拆房人的鹤嘴锄下毁平了。

  比埃尔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感觉到一种重大威胁,每每为时间消逝而不安。难道这样年轻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们可以说他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比赛速度,他一味固执,一味匆忙,亲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语,使她也不安。他们必须加速研究的节奏,必须利用每一刻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多过几小时。

  她穿着白衣服,白发梳向后面,露出她那极大的额部,她的面容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像一个武士;那时候,她是世界上美丽、高贵的人。

  在玛丽看来,这不是一个胜利,而是两个胜利,波兰从灰烬中再生了,它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奴隶生活,现在恢复了独立。

  玛丽以借款名义寄了两万奥币给德卢斯基,以便帮助他们创立他们的疗养院。不久又有五万法郎奥西利奖金加在剩下的一笔小款子上,这笔奖金一半是给玛丽·居里,一半给法国物理学家埃都亚·布郎利。他们把这点奖金平分为两部分,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

  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玛丽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能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6月28日,她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她房间里堆满了电报和花束。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玛丽在家里与女儿们和居里大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比埃尔正在饭店里和他的同事们亲切交谈。他喜爱这种平静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谈索尔本、研究和职业。这次一般性的谈话转到实验室里可能会突然发生意外事故,比埃尔立刻拟订了一个减少研究者危险的规则。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法国的盟邦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的才干。从1914年起,她时常到比利时的各医院去。1918年,她带着使命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次,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稍后,她欢迎美国远征军约20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教他们放射学。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新生婴儿的微笑和嬉戏,使这个年轻的母亲感到愉快;极小的孩子总能使她怜爱。她在一本灰色笔记本里,随时记载艾芙最早会作的姿势和开始长出的牙齿,正如以前对待伊雷娜那样。玛丽的神经状态随着这个婴儿的发育渐渐好转。分娩造成的强制性休息使她放松了,从而使她恢复了生活的情趣。她又以愉快的心情去接触她的仪器,这种心情她曾经忘记了。不久她又到赛福尔去教课。她动摇了一些时候,现在恢复了她的坚定步伐,又走上了艰苦的途程。

  玛丽的天真微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玛丽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第一个适合居里夫妇才干的职位,是瑞士提供的,而给予他们最初几个荣誉的,却是英国。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在这次短期休假之后,玛丽到英国去,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在那些地方有一些科学上的隆重仪式要她参加。她在伯明翰又接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1923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25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4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 并规定伊雷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自从波兰解放之后,玛丽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

  在她看来,安静的、受着威胁的巴黎在九月初的灿烂的阳光下,似乎有一种它从来不曾有过的美丽和价值。但是街上已经在传布着一个消息,其猛烈不下于海啸。德国军队的进攻已被粉碎,马纳战役业已开始!

  她吻他的脸,吻他那差不多还有热气的柔软身体,吻他那不可以屈伸的手。人们把她强拉到隔壁房间里去,不叫看死者入殓。她像是毫无知觉地服从了,后来忽然想起她不能让这几分钟这样过去,想起不应该让任何别的人照料那个血污的遗体,她又回来了,抱住尸体不放。

  她一直慈祥地照料着两个亲生的但大不相同的女儿,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伊雷娜和艾芙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对于这两代人,也是一样地照料,一样地关心。

  思归的心情使她犹疑许久,最后还是写了一封辞谢的信寄往华沙,她心里多么痛苦啊!她仍然答应在远处领导这个新实验室,并且把它交给两个最好的助手去实地管理:波兰人达尼什和卫丹斯坦因。

  玛丽成了一架机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唤醒她的感情。她行动呆滞,精神恍惚,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居里夫妇设法拒绝访问,封锁他们的门,自己关在那个从此有了历史价值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谦虚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闻记者惊叹而且尊敬,这种谦虚也出了名,并且变成一件公开的事,变成写文章的好题目。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国联工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她只这一次没有忠于科学研究。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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